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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乾隆六下江南,四观钱江潮




  • 明清易代,清军初到杭州,先是驻扎在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一带的沿江地区。后来,清军在西湖边中段地区圈地建立了旗营。杭州的各座城门,都由八旗军把守,钱塘门为正黄旗,武林门为镶黄旗,艮山门为镶红旗,清泰门为正蓝旗,望江门为正白旗,凤山门为正红旗,清波门为镶白旗,涌金门为镶蓝旗,而把守候潮门的是正蓝旗。太平军攻打杭州时,清军曾在候潮门、望江门、清波门一带与太平军激战数日。

           清代,以前樟亭的驿站叫浙江驿。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浙江驿。(府南十里龙山闸左滨江,宋有浙江亭,置于候潮门外,亦曰樟亭,为观潮之所。绍兴以后,每宰相去位,则待罪于浙江亭。明初改置今驿。又武林驿,在府北武林门外。吴山驿及递运所,亦置于此,今并于武林驿。《舆程志》:驿至浙江驿三十里)”这段记载,除了告诉我们清代杭州驿站的一些信息之外,又引起了我们对清代驿站制度的关注。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战争连绵不断的环境中,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和了解军情、沟通信息,对邮驿都非常重视。



    清朝廷吸取了明朝晚期一些官员滥用驿站的教训,很注重对驿站的日常使用和管理,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措施。为了健全驿站功能,实现快速传递,各驿站都备有数量不等的驿马,作为驿站的主要交通工具。清朝廷规定,“驿站马匹不得缺额疲瘦,违者查参”。对每年驿马的倒毙数量、如何准销马价银两、缺少马匹后如何领银子补充等,都有明确规定,以保证驿站的正常运行。

    清代对驿传用的不同邮符即凭证,也有明确规定,“官驰驿者给以勘合”,“兵役驰驿者给以火牌”。驿站对“凡差给驿者,皆验以邮符”,“凡差过境护以兵者,则验以兵牌”,“凡驿递,验以火票”。在这些乘驿的凭信之上,都填写了奉差人的官职品级与应该享受的供役标准,还有公文送达的时间要求。驿站依据这些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雍正皇帝对驿站的治理最为严格。他严禁滥用驿马递送一般性的文报。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漕运总督张大有向皇帝奏请,希望恩准“进折家人骑用驿马”,遭到雍正皇帝的驳斥。四川巡抚宪德报奏,有紧急事件请准由驿递转呈,雍正皇帝批示:“非军机重务,使不得!”

    雍正五年(1727)五月,曹雪芹的父亲曹奉旨,通过驿路解运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所办的绸缎到北京。行至山东长清附近的驿站时,曹动了私心,“于勘合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这件事被山东巡抚知道后,向朝廷告发。雍正皇帝看了奏文后十分生气,传旨:“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递。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苦累驿站,甚属可恶!”要求认真察议后奏报具体情况。雍正皇帝在二十天里连降三道谕旨,将曹交刑部审讯,革职查抄。在审讯中还发现了曹“亏空帑银”、“转移家产”的行为,于是数罪并罚,审判尚未终结,曹 就先被革职,枷号示众,家产也被查抄。




    京杭大运河是从京城出发到南方的水运交通干线,唐宋元明清各朝都在运河两岸设置了驿站。清代京杭运河边的驿站虽然与明代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运河沿线的驿站被列入重要的邮驿网络。杭州的驿站也是这条驿路中的一个节点。

    从史料对钱塘江南岸萧山驿站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杭州地区驿站的情况。清初,西兴驿有站船7只,红船4只,中河船4只。民国《浙江通志》记载:“西兴驿为浙东入境首站,西连省城,中隔钱江,计程三十里;东达绍兴郡,计程一百一十五里;离山阴县蓬莱驿,计程九十里,中无腰站。凡京外各省发宁、绍、台三府公文,由仁和县武林驿递至西兴驿接收挂号,拨夫转递山阴县蓬莱驿收转;宁、绍、台三府发省城及萧山县属公文,由蓬莱驿递至西兴驿接收,拨夫赴省并分投萧山县城内外各镇;省城以外公文也由西兴驿驰送武林驿接收,转递下站。”西兴驿于清宣统三年(1911)裁撤。

    清朝时,琉球、苏禄两国都要向清朝进贡。琉球的贡使带着贡品从福州入境,苏禄的贡使从厦门入境,然后一路经过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到达京师。福州老城区琼河古渡口附近,有一座柔远驿,是接待来华琉球人的馆驿,也是中琉贸易的重要据点和场所。朝贡的使者沿途要经过福建、浦城、清湖、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沂州、德州、景州、河间、郑州、涿州,到达北京。有资料显示,这一路要经过73处驿站,行程4848里,进入浙江后要经过龙游停步驿、毂水驿,建德县富春驿,桐庐县桐江驿,富阳县会江驿,钱塘县浙江驿、武林驿(杭州)、吴山驿,石门县阜林驿,嘉兴府西水驿,然后到江苏吴江平望驿,苏州府姑苏驿,无锡县锡山驿,武进县毗陵驿,丹阳县云阳驿,丹徒镇京口驿,扬州江都县广陵驿,甘泉县邵伯驿,高邮州孟城驿、界首驿等驿站,一路北上到达北京,途中需要六七十天时间。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不仅了解到清代琉球、苏禄两国向清朝进贡的路线,而且也了解到当时杭州有浙江驿、武林驿、吴山驿这三个驿站,以及在整个驿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杭州市志》载:“清代,在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分别置有钱塘县驿和仁和县驿。吴山驿、浙江驿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裁,武林驿于嘉庆年间(1796—1820)裁。”驿站最终被裁撤,是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清代的钱江潮。到清朝初年,由于钱塘江的江流改道,潮水的规律发生了变化,观潮的最佳位置移到了海宁盐官,盐官逐渐成为观看钱塘江潮的胜地。虽然到海宁盐官观潮成为新的时尚,但是仍然有许多杭州人到候潮门一带来观潮。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五次来到杭州,两次来到浙江亭观潮,并作有两首钱塘江观潮诗。当地官员将皇帝的诗刻在高大的石碑上,立在江岸的高处。其中一首为《钱塘江潮诗》:

    相传冰岸雪崖势,滚滚掀翻涌怒涛。

    风静不闻千里浪,三临越地识江皋。


           康熙皇帝视察海塘后还御题“恬波利济”匾额。


    后来,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六次都到杭州,其中有四次来到候潮门外察看水师操练和观看钱塘江潮

    清同治年间,从候潮门到闸口的沿江一带,还都可以观潮。钱塘人范祖述所撰的《杭俗遗风》中,写有“江干观潮”,介绍了当时杭州人观潮的习俗和皇帝观潮的地方:“候潮门内至闸口,沿江十里,均可看潮。八月十八,为潮神生日,前后三日,均有潮泛。始起之时,微见远处如白带一条,迤逦而来,顷刻波涛汹涌,水势高有数丈,满江沸腾,真乃大观。螺蛳埠有秋涛宫,系南巡时备供御览者。”从清代地图《钦定重修两浙盐务志》中的《仁和场图》上看,准备供皇帝看潮的秋涛宫,位于候潮门外。


           “蕉园五子”之一的女诗人朱柔则写有《钱塘观潮歌》,她观潮的地点也在候潮门外:


    候潮门外人如蚁,午后狂风刮地起。
    三折江流滚滚来,惊涛打入天门里。
    天门惨淡风云变,远嶂重重看不见。
    初疑出海数片云,又讶横江一匹练。
    银海齐倾雪山白,訇若雷鼓盘空碧。

    危樯大舸簸不停,劲弩强弓谁敢射。
    夕阳烟翠罢登楼,尚有余波不断流。
    素车白马归何处,一曲沧浪万里秋。


           秀 水 ( 今 浙 江 嘉 兴 ) 人 曹 溶 , 明 崇 祯 十 年(1637)进士,在朝中做官,后来又仕清朝,沉浮宦海。他工诗、词,写有《满江红·钱塘观潮》:


    浪涌蓬莱,高飞撼、宋家宫阙。谁荡激,灵胥一怒,惹冠冲发。点点征帆都卸了,海门急鼓声初发。似万群风马骤银鞍,争超越。  


    江妃笑,堆成雪;鲛人舞,圆如月。正危楼湍转,晚来愁绝。城上吴山遮不住,乱涛穿到严滩歇。是英雄未死报仇心,秋时节。


           清代,钱塘江边的白塔依旧。清代陆以湉撰的《冷庐杂识》中,载有题白塔的楹联,写出了此地景色的意境:


    雁外晚钟横白塔,烟中寒月上朱楼。


           清代诗人陈时写过一首名为《白塔岭》的诗,使我们了解到清代时这一带的一些情况:


    城南三白塔,其一在江滨。
    年年秋八月,于此酹江神。
    文正题诗处,轩亭何处尘。


           到了晚清,白塔西面的白塔寺仍在。白塔寺的屋顶低于白塔的基地。闸口白塔岭南麓,民国时形成了街巷,东近甘水巷,南靠复兴街西段,路以岭名。


           清代,这里仍是渡口。从杭州渡钱塘江到江对岸的萧山,不仅交通很不方便,而且很危险。下雨天渡江的人就很少,要等晴天风平浪静时过江。在不是涨潮的时候,渡船常常不能驶到码头,船离岸还有一段距离,要用牛车将人和货物接到岸上,有钱的人就雇轿子让人抬着上岸。清同治三年(1864),胡庆余堂店主胡雪岩捐资,在这里建了码头,称浙江义渡。胡雪岩还捐资造了20艘大型木制义渡船,来往于钱塘江北岸的三廊庙至南岸的西兴,让百姓免费渡江。这样不仅大大方便了来往的百姓和旅客,说得宏观一点,也使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丽水)、金华、严州(建德)、衢州等“上八府”地区与杭嘉湖等“下三府”地区的联系更为便利。


    由于钱塘江落潮时,船到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就在码头上铺了木板做跳板,涨潮前拆,退潮后搭。渡江的旅客要步行走过狭长的跳板,时常有人跌落水中,仍然十分危险,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将其视为畏途。

    后来,胡雪岩失去了左宗棠的庇护,做生丝生意失败,他创办的义渡也陷入了困境。这时,极具公益心的绍兴商人、上八府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俞襄周挺身而出,接手义渡。俞襄周深通航运业,在1912年就创办了“绍萧越安轮船有限公司”,开绍兴机轮运输之先河。

    以前胡雪岩捐资建造的方头平底宽大渡船,虽然行驶平稳、事故较少,但由于动力用的是人力,每当遇到风急浪高、狂风暴雨之时,只能在钱塘江两岸的渡口附近升起醒目的细布大旗,放出封江停渡的信号。俞襄周接手义渡事务以后,决定改变这种状况。他以七邑同乡会的名义,买了一艘德国制造的铁壳小火轮“卿云号”,后来又买了四艘,分别取名“义中”“义正”“义和”“义平”,钱塘江客运从此大为改观,进入了轮渡时代,结束了自古以来靠风帆橹摇的历史。民国八年(1919),码头改用汽轮渡江。


           虽然渡江有了铁壳小火轮,但旅客上下船,仍然要从晃晃悠悠的跳板上走过,经常有人失足落水。


    1928年,,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组织宁(波)绍(兴)同乡会筹资,改建了原来的义渡,在钱塘江北岸的三廊庙和南岸的西兴同时建造钢筋混凝土码头和栈桥。俞襄周又募集资金,于1929年建成了长250米、宽5米的钢筋混凝土封闭式引桥码头。南星桥三廊庙码头建成时,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主持落成典礼并为码头题写了“浙江第一码头”匾额。这个全省最大的内河码头,成为杭州的南大门。




           南星桥三廊庙设有渡口,人们要渡江,就要从这里经过。作为交通要道,常常能见证名人的行踪,三廊庙码头也是如此。


           1916年8月16日,孙中山从上海乘火车来杭州,
    18日下午到江干看钱江大潮。20日上午,孙中山乘车出凤山门到南星桥渡江赴绍兴。这时正值退潮,江面上风平浪静,孙中山在渡船上环顾四周,对杭州山水充满眷恋。


    1933年11月9日午后5时,文学家郁达夫匆匆赶到三廊庙江边。他是应杭江铁路车务主任的邀请,去浙东游览写游记的。此时,夕阳暗暧,萧条垂暮。郁达夫登上驶向对岸西兴的渡轮,见落日余晖荡漾在波头山顶,随口吟出两句诗:“落日半江红欲紫,几星灯火点西兴。”他在《杭江小历纪程》中写道:“渡至中流,向大江上下一展望,立时便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大约是因近水遥山,视界开扩了的缘故;‘心旷神怡’的四字在这里正可以适用,向晚的钱塘
    江上,风景也正够得人留恋。”


    古时,三廊庙对岸的西兴也建有驿站,白居易有《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诗云:“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明嘉靖《萧山县志》记载,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萧山县主簿海牙重建西兴驿,驿站里有正厅、厢房、后轩、厨房、谯楼、轿房、茶房、穿堂;11间官廨位于正厅西北处。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萧山县令魏堂重修西兴驿,有站船11艘。设驿丞1人,撰典1人,统领水夫98人,岸夫96人,馆夫12人。康熙年间,西兴驿站是进入浙东的第一站。


           郁达夫在西兴住宿,也写有《夜泊西兴》:


    罗刹江边水拍天,山阴道上树含烟。

    西兴两岸沙如雪,明月依依夜泊船。


           1934年10月23日,郁达夫又有一次从三廊庙渡江去西兴的经历。他把这段经历写在《南游日记》中,文中还回顾了此处的历史:


           22日(九月十六),星期二,晴,有雾。六时起床,刚洗沐中,文伯之车,已来门外。急会萃行李,带烟酒各两大包,衣服鞋袜一箱,罐头食品,书籍纸笔,絮被草枕各一捆,都是霞的周到文章,于前夜为我们两人备好的。


           登车驶至江边,七点的轮渡未开。行人满载了三四船之外,还有兵士,亦载得两船,候轮船来拖渡过江,因想起汪水云诗“三日钱塘潮不至,千军万马渡江来!”的两句。原诗不知是否如此,但古来战略,似乎都系由隔岸驻重兵,涉江来袭取杭州的。三国孙吴,五代钱武肃王的军事策略,都是如此。伯颜灭南宋,师次皋亭,江的两岸亦驻重兵,故德佑宫中有三日钱塘潮不至之叹。若钱江大桥一筑成,各地公路一开通,战略当然是又要大变。

    西兴上岸,太阳方照到人家的瓦上,计时当未过八点。在岸旁车站内,遍寻公路局借给我们用的车,终寻不着。不得已,只能打电话向公路局去催,连打两次,都说五百零九号的雪佛勒车,已于今晨六时过江来了。心里生了懊恼,觉得首途之日,第一着就不顺意,不知此后的台荡之游,结果究将如何。于是就只能上萧绍长途汽车站旁的酒店里去喝酒,以浇抑郁,以等车来。

    九点左右,车终于来了,问何以迟至,答系汽车过渡不便之故。

    1936年10月13日,杭州闸口至萧山静江站之间的钱塘江火车轮渡工程竣工,钱塘江上有了唯一的火车轮渡。后来,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火车轮渡被废弃。




    历史进入近现代,闸口一带也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十四日,江墅铁路的开工典礼在凤山门外的椤木营举行。江墅铁路南起江干闸口,北止拱宸桥新埠,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三日通车运营,结束了杭州无铁路的历史。由于铁路建设的需要,经清政府批准,铁路破城而入,1909年在清泰门内设车站。因为车站设在城内,杭州人称其为城站。

    民国二年(1913),杭州城里开始拆除旗营的一些城门和城墙,修筑公路和市场,候潮门也被拆除。对候潮门的具体位置,一些学者有过研究,从一些古代和现代的杭州地图上,也可以直观地找到候潮门的位置。有关部门经过考证认为,古时的候潮门,在现在的江城路与候潮路、六部桥直街交汇处。

    候潮门虽然拆除了,但潮水依然还有,如约而至。民国年间,由于自从清初起江流改变,观潮的地点已经变迁。杭县人洪如嵩补辑的《杭俗遗风》中,在“江干观潮”一节后面,对这一变化了的情况作了介绍,使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杭州人观潮的状况:“钱江之潮,为天下大观。看潮除沿江上下外,人多趋海宁,以彼处之潮,较大于钱塘江岸也。届期火车特开观潮专车,以便观客。远道之人,如期而至者,车为之满。车中包定伙食。可以随客饮餐,诚吾杭之一大盛举也。城隍山亦可以看潮,惜远处不甚清晰,届时游人亦甚多。”


    丰子恺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以后多次到过杭州,也在杭州居住过。他在1935年写的《钱江看潮记》中说,他和几个亲友原来想去海宁看潮,因为他有脚疾走动不方便,就把看潮地点改在了杭州的三廊庙江边。那一天,他们在江边找到一处观潮的楼房,看到“江岸之上,观者动万”。但是当天的潮水并不大,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观潮呢?传说八月十八日为潮神的日,所以丰子恺听当地人说,这么多人来这里,“都是为潮神贺生日来的”





    本文原标题《清代的浙江驿》

    文章选自《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二辑,孙跃著《樟亭倚柱望潮头》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